8月3日，广州。56岁的吴东峰紧锁着眉，写作近30年，他第一次接到法院的传票。他的妻子则在一旁追问律师开庭程序是怎样的。
　　“没想到写将军的作者却被将军家人告了。”吴东峰无奈地说。这位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，在部队当过记者，从上个世纪70年代迄今共采访了200余位开国将军，他著的《开国将军轶事》在社会上影响广泛。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恰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和后人以“侵害名誉权”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。
　　8月6日，此案在南京开庭审理。笔者最新了解到，双方仍在僵持阶段。
　　“我写将军写了20多年了，以前是想着史实只要有出处就没问题了。谁想到用个成语都会惹官司呢？咬文嚼字竟然‘咬’出官司来。”作为长期从事文学传记写作的吴东峰坚持认为，传记文学首先要尊重事实，不应为尊者讳，并容许作者作生动形象的描述。
　　但是这种“生动形象”的描述在王胜将军后人眼里却是伤害。传记文学如何才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？什么样的文学描述才会触及法律雷区？随着网络时代个人自由写作空间的扩大，该案件留给了我们一些思考。

　　缘起：十几个字惹出来的官司
　　事情还要从4个月前说起。2007年4月16日，吴东峰在北京某报发表署名文章《“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”——叶飞上将三五事》。5月31日，吴东峰在自己的博客上刊登文章《“混血儿”叶飞》。就是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字句，引致身在南京的王胜将军家属强烈不满。
　　在《民事诉状》中，原告写道：“两文中被告对‘王胜事件’进行了恶意篡改的描述，将我军二旅‘把物资往大汶口搬运’定义为‘偷运物品’，对时任二旅副旅长的王胜将军进行文字上的贬损、诋毁，如‘副旅长王胜傲气十足……’，‘二旅官兵即如鸟兽散也’，‘副旅长王胜亦大惧，束手就擒，称罪不迭’等，构成对王胜将军名誉权的侵害。”
　　原告称，被告文章一经发表刊载，报刊、网站纷纷转载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，致王胜将军社会评价降低，原告及其亲属为此遭受到极大的精神伤害。落款日期是6月19日。
　　“《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》一文中有关这个事件的基本事实，来源于1988年的《叶飞回忆录》。虽然文字上与《叶飞回忆录》中‘王胜事件’不同，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，没有添枝加叶，或虚构和捏造事实。”吴东峰说，这次和他以往听说的所有文字侵权案件都不同——“基本事实没问题，只是文字表述上有分歧”。
　　为此，在被告律师出具的《代理意见》中，有专门的章节对上述有争议的词汇进行了详尽的解释。“同样一个字或词可以有多种理解，给人以想象的空间。同时，其词意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。”
　　被告代理律师许东说，吴东峰在写作时采取半文半白的白描手法，力求精炼、形象、生动，“只要这种描写不构成事实相反，就不属于侮辱他人人格的侵权行为。”

　　辩论：“负面事件”如何正面写
　　“《‘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’——叶飞上将三五事》及《‘混血儿’叶飞》两文，属于撰写人物历史的作品。虽然被告称两文参考了《叶飞回忆录》中对‘王胜事件’的描写，但该两文与《叶飞回忆录》进行对照，很容易发现文章中存在许多擅自编纂，虚构内容，断章取义之处；同时被告对王胜将军使用了大量贬损词汇，客观上损害了王胜将军的名誉。”王胜将军的遗孀史易的代理律师葛勇武在代理词中写道。
　　在葛勇武看来，“将二旅官兵丢下搬运物资，一下走散，丑化为‘即如鸟兽散也。’将太忠厚的王胜，当时慌得不知道如何处置，贬损为‘副旅长王胜亦大惧，束手就擒，称罪不迭。’”，“显然不是很适合。”
　　“被告在侵权文章中对二旅官兵及王胜将军使用了‘偷运’、‘傲气十足’、‘即如鸟兽散’、‘大惧’、‘束手就擒’、‘称罪不迭’等贬义词汇诋毁王胜将军，丑化王胜将军在公众中的形象，构成对王胜将军名誉权的侵害。”
　　葛勇武律师称，侵权文章的广泛流传，使得社会公众对王胜将军只有负面的印象，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。“了解‘王胜事件’真实情况的人对被告如此撰写感到不可思议；不知晓‘王胜事件’实情的人，纷纷向原告询问情况，为此王胜将军的家属已蒙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精神痛苦。原告史易也因此病倒，住院治疗，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消瘦二十多斤。”
　　
　　交锋：断章取义或主次取舍？
　　对这个官司，吴东峰信心很足。“我以前听说的案例以作家败诉为多，但大都因捏造或虚构事实导致。”他和代理律师认为，描述与《叶飞回忆录》基本一致，有文学加工成分，但没有贬损王胜将军的主观故意。“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分歧。哪些语言算侵犯名誉权，哪些不算？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。何况侵犯名誉权，首先要有主观动机，这我肯定没有。”吴东峰说。
　　“被告在主观上存在过错”，葛勇武称。“身为文学工作者，对词语的褒贬性应能准确把握，其长期从事军史研究和写作，撰写了多位将军的回忆文章，应该认识到在关于将军文章中用词精确的重要性。依照法律，被告对撰写的人物历史作品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高度注意义务，同时不得对将军的名誉进行文字上的诋毁和贬损，侵犯他人的名誉权。而被告在撰写上将叶飞将军的文章时，涉及到少将王胜将军，即以贬损少将的形象来‘提升’上将的形象，这不能不谓其有过错。”
　　而吴东峰的代理律师则认为，“文学创作有主次之分，文章重点是写叶飞将军，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里全面展示王胜的正面形象。”

　　思考：文学创作空间有多大？
　　当前，纪实性文学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欢迎，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创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。在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提供的证词中，有一段话：“吴东峰先生的文章和叶飞上将叙述的事实是一致的。也没有对王胜将军进行攻击、诬蔑和诽谤。吴东峰先生在叙述中与叶飞回忆录不同之处，属于文学创作范畴，作者应把握行文的分寸。”
　　这个“把握行文的分寸”让人煞费思量。到底该如何把握分寸？文学创作空间有多大？文字发挥到底有没有法律底线？
　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说：“传记文学属于写实的文学，必须要求作家不违背真实原则，这是最根本的区分和要求。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原则下，允许对事实本身作文学生动形象化的描述。”
　　据《广州日报》

　　备注
　　叶飞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。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，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，福州军区司令员，海军司令员等。
　　王胜，建国后担任我军高级职务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